诗意儒风里的运河之都

中国大运河示意图

济宁市内的古运河 陈鼎

1964年的济宁古运河 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南旺分水岭遗址 杨焕勇/摄

《孔子为鲁司寇图轴》（明） 陈鼎/摄

祭孔大典现场 杨国庆/摄

夫子洞 陈鼎/摄

南池湖畔的李白、杜甫像 陈鼎/摄

太白楼 李晖/摄

  济宁之名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于元代。“济”字取自古代“四渎”（中国古代对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的合称，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一的古济水，又因济宁地势较高不畏洪水，故又取“宁”字，意为“济水安宁”。名字既源于水便与水结缘，一条大运河贯穿其间，沟通了南北，也为济宁携来了生机与繁荣。

  若再向前翻阅这片土地的历史，便会发现，这里还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诞生地，而一代诗仙李白也曾在其仗剑云游的一生中以此为家23年。这便是济宁，一座诗意儒风里的运河之都。

  太白楼上有谪仙

  济宁市的太白楼路熙熙攘攘。在这条路北侧的那段明代城墙上建有一幢古朴的楼阁，此楼为双层重檐歇山顶建筑，斗拱飞檐，坐北朝南，面宽7间，东西长30米，南北进深13米。其二层屋檐下悬有一块楷书匾额，上书“太白楼”三个大字。楼阁尽显唐代风韵，配以四周院内的青松翠柏、花草石径，壮观而典雅。

  不难想到，“太白楼”之名应是源于那位大唐“诗仙”李白。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二十五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家乡唐剑南道绵州昌隆县青莲乡（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游历两年后，于安陆寿山娶了许圉师的孙女许氏为妻。

  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初次来到长安，见到了慕名前来拜访他的贺知章。李白将其诗作《蜀道难》展示给贺知章，贺知章观后赞许不已，称李白为“谪仙人”，其解金龟换酒与李白对饮亦被传为一段佳话。然而后来李白于长安拜谒各方达官显贵均没能获得想要的结果，加之遭到权贵谗毁，于是郁郁不得志的李白心灰意冷，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携妻子许氏和女儿平阳来到了任城县（今山东济宁市），并寓居了23年。

  李白为何选择了任城县？首先是为了投靠亲友。李白的不少族亲都在东鲁一带为官，其六叔父是任城县县令，兄长是中都县（今汶上县）县令，族弟在单父县（今单县）当主簿，远房的从祖在济宁做太守，近世族祖在鲁郡（今兖州）任都督。应该说，这些在任城县及周边地区为官的亲人让李白可以在任城居有所依，生活无忧。

  其次是为了学习剑术。李白自幼酷爱剑术，而当时因剑术高超被称为“剑圣”的击剑名人裴昊正居住在任城，李白在其所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一诗中写道：“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其中提到的师从之人便是裴旻。同时，任城虽然远离长安，但是其为古代鲁国故地，儒家、兵家、墨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黄河、淮河、济水、汶水、泗水等河流又在此交汇，交通便利。当时的众多名人权贵也都在此居住或为官，这更方便了李白游历隐居、拜谒访友，有助于实现其政治抱负。此外，任城的制酒业也十分发达，这对于一生酷爱饮酒的李白而言，自然也成了他决定寓居在任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白来到任城的第二年，他的儿子出生，取名李伯禽，然而就在三年后，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许氏病故，那一年李白四十岁。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得到唐玄宗李隆基之妹玉真公主与当时的著名隐士元丹丘的举荐，四十二岁的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李白接到朝廷的诏令后欣喜非常，立刻回家与儿女作别并写下诗作《南陵别儿童入京》以示激动之情，诗中那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成为展现李白志向与性情的名句。

  当年秋天，李白赴长安，得到玄宗优待，被任命为翰林院供奉。也许是因为李白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个性，又或是他不喜束缚、随性不羁的天性，李白始终没能获得唐玄宗的重用，最终在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不为朝廷所用的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而也正是在返回任城的途中，李白遇到了他的毕生挚友，杜甫。

  “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这首描绘任城水乡秋色的《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是杜甫游览任城南池之时（一说为公元737年——笔者注）所作，有趣的是，当时李白应该也已来到任城。多年后的唐天宝三年，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在河南洛阳，两人一见如故。同年秋，李杜又约定在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相见。当时，诗人高适亦游历至此，三人遂携手寻访名胜、把酒言欢，共度惬意时光。翌年秋，李白和杜甫于鲁郡再次会面，两人同游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曲阜、单父等地。杜甫在其诗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如此写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的深厚情谊由此可见。后闻一多也曾在《唐诗杂论》中比喻李杜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这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是李白于鲁郡送别杜甫之时所作，字字句句直抒胸臆，潇洒豪迈中几分伤感思绪缀于其间。李白与杜甫的交往堪称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里程碑，两人的友情亦虽历经千年却始终为后世称颂。

  寓居在任城的这23年，李白人生阅历丰富，也达到了其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他以任城为中心，游遍了山东的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也留下了大量传诵千古的名篇佳作。如今济宁的太白楼便是李白于济宁生活、游历的见证。太白楼原为酒楼，李白在任城期间多次于太白楼饮酒赋诗，还曾于楼上欣赏任城美景后亲笔题写下“壮观”二字。

  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正月，就在李白离世九十九年后，吴兴人沈光来到任城，其仰慕李白，遂登上酒楼观览，后写下《李白酒楼记》，文曰：“至于齐鲁，结构凌云者无限，独斯楼也，广不逾数席，瓦缺椽蠹，虽樵儿牧竖，过亦指之曰：李白尝醉于此矣。”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依照原楼的样式重建了太白酒楼，还将太白酒楼移至南门城楼东城墙上（即今太白楼址），并将“酒”字去掉，更名为“太白楼”。明洪武之后，太白楼还曾历经清朝、民国时期的数十次重修。

  众多历史名人以及历朝历代驻节或途经济宁的官员都曾登临太白楼，凭吊李白，抒怀古之情。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驾临济宁次数最多的帝王，他曾多次登上太白楼，而每登太白楼乾隆都会乘兴赋诗。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春，乾隆第四次南巡时第一次来到济宁州城并初登太白楼。太白楼上，乾隆皇帝想起李白与汪伦、贺知章的情谊以及他们豪饮醉酒的场面，不禁作《登太白楼》一诗：

  岧峣高阁俯城闉，名字犹传太白真。

  善酿者汪信知己，举觞惟贺是佳宾。

  良辰漫惜方春饯，胜迹初探返跸巡。

  禹戒常遵恶旨酒，醉歌无事取斯人。

  自此之后，乾隆皇帝每次南巡、东巡，都会在回程时登上太白楼，观济宁胜景、品评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天宝年间，李白被“赐金放还”后重新走上云游之路时创作的《将进酒》中的诗句。纵然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依然直爽达观，借酒浇愁后继续走笔高歌，这便是李白的精魂，也是那个走下太白楼的他留给人们的最洒脱的背影。

  济运分流夺天工

  公元前486年，为攻打齐国，吴王夫差开凿了一条从扬州至淮安的人工渠道——邗沟，其也成了中国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在这条邗沟的基础上，于扬州开山阳渎进行漕运。公元605年至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相继开凿了从郑州西北至盱眙的通济渠、郑州至涿郡（今北京西南郊）的永济渠以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至此，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隋代南北大运河形成。

  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南北大运河也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而改道。自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到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从济宁至东平的济州河、从东平县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以及从通州至北京积水潭的通惠河相继开凿完毕，从此，杭州来的漕运船便可直接驶入北京城内，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而济宁也因这条沟通南北的重要水路的开通成为举足轻重的“运河之都”。

  若细看地图便可知晓济宁被称为“运河之都”的原因。济宁处于整条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居运道之中”，而京杭大运河又与黄河交汇于济宁以北地带。因此，济宁可谓“南控江淮，北接京畿”的大运河冲要所在。同时，大运河全线的制高点正位于济宁境内被称为“水脊”的南旺，此处若水量不足便可导致大运河的断航，故济宁通则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滞。

  由于济宁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代的朝廷都十分关注济宁，将济宁运道的治理与维护视为贯通大运河的关键，列为朝廷事务的重中之重，甚至将最高司运机构常设于济宁，并持续派遣重臣高官及水利专家前往济宁治运司运。此外，加上省道府州县的行政机构及其派驻的机构，驻济宁的各类各级治运司运以及行政监察机构众多，乃至产生了“七十二衙门”之说。

  在历任驻节济宁治理黄河、大运河的朝廷大臣中不乏历史名人。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曾经4次驻节济宁，出任河道总督，负责河道的治理。潘季驯将治理黄河、大运河作为其生命中最主要的事业，在治河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著有治河巨作《河防一览》等，黄河、淮河以及大运河在其治理下，持续稳定了多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黄河再次泛滥，水患成灾，75岁的潘季驯再次前往治理，最终因积劳成疾于治黄的岗位上溘然长逝。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清代爱国政治家、思想家林则徐被擢升为东河河道总督，负责山东、河南两省境内的黄河、大运河防修事务。在任期间，林则徐提出了将黄河改道北流等合理建议，为黄河治理提供了更多的科学设想。

  济宁的军事地位也因大运河的开通而凸显出来。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朝廷设济宁兵马司，共驻扎1.2万辅漕兵士，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又设济宁枢密分院。明代，朝廷设在济宁的司运军事机构为总理河道军门署，其下又设有道、卫，主要负责节制南北直隶与河南、山东各道，驻军最多时达到1.3万人。清顺治初年，朝廷设立河标中军副将署，其作为河道总督衙门的直属机构，成了大运河全线上最高司运军职衙门，总理运河防务。明清两代，凡是边防要地、重要城镇，都要设卫进行镇守。一般情况下，一地设一卫，而济宁却始终同时设有两卫。明代时济宁设济宁卫、济宁左卫，清代时设济宁卫、临清卫，两卫共拥兵1万余名，加上河标各营等，济宁驻军可达数万人。

  前文中提到，济宁能够获得历代朝廷如此重视的原因之一，便是京杭大运河的全线最高处位于济宁境内的南旺，此处水源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大运河是否能够顺畅通航。明朝初年，黄河曾发生过两次大的决口，导致运河河道的淤塞，严重阻碍了通航。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济宁同知潘淑正上奏说，四百五十余里的会通河道已有三分之一发生了淤塞，若将其疏通，不仅免去了山东百姓运输上的劳苦，更能为国家带来无穷的利益。朝廷于是允准了奏请，派著名水利官员、工部尚书宋礼率军、民工16.5万余人疏通运河，并将地处山东丘陵地带的会通河段作为重点。宋礼后采纳了汶上县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修筑了一项被后人誉为“可与都江堰相媲美”的水利工程，解决了运河的水源问题，这便是南旺分水枢纽工程。

  熟悉汶上县山水地形的白英在对运河进行勘察之后，向宋礼提出南旺是运河的“水脊”，应在大汶河下游的戴村修坝，将大汶河水引至南旺再进行分流。宋礼采取了此建议，于戴村修筑了一座土坝，拦住了汶水使其沿着同时开凿好的与大运河相通的小汶河南下，流向运河最高处，从而解决了大运河济宁段水量不足的问题，保证了船只的顺利通行。戴村坝后经不断加固，由土坝逐渐成为石坝，屹立至今。为了调节运河的南北流量，工程还于小汶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水下建造了石制鱼脊状分水装置，将河水分流向南北并调节南北分流比例。民间也由此产生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说法。

  如今的南旺分水枢纽已经变为遗址，济宁的古运河段也早已不再用于通航，昔日运河上繁华喧嚣的模样成了存在于那些黑白旧照与绘画作品中的图景。然而在城市里宁静流淌的古运河永远都是济宁的一部分，那河就像是一位在此处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逢人便会讲起那些他曾见证过的这座城里的不朽过往。

  圣贤之风传古今

  孔凯出生在济宁市曲阜市息陬乡四张曲村，村里几乎所有人都与他一样拥有孔姓，只是儿时的他尚不知晓这个姓氏意味着什么。小时候，孔凯的父亲经常告诫他见人要打招呼，对长辈称呼要准确，要用敬语。上学后，父亲也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他进行教导：骄傲自满时要谦虚谨慎，犯了错误时要总结改正。父亲对他说：“我们姓孔，更要懂礼节知礼仪，做事把握分寸，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学习，努力进步。”孔凯回忆说，那时村子里的人们都很和善，氛围和谐，每家每户逢年过节都会在家里的中堂举行祭拜仪式，长长的案桌上整齐摆放着牌位，人们上香上供，毕恭毕敬。直到后来的某一天，父亲对望着那些牌位出神的孔凯讲起了孔子的故事，也说起了孔氏的渊源，并对他说：你就是孔子的第76代后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的父亲名叫叔梁纥，是鲁国的武士，其因统领鲁国军队战胜齐国而立下军功，成为鲁国的官员，负责管理尼山一带的军政事务。叔梁纥年逾六十，膝下尚无有能力继承其封位的男孩，于是他来到尼山东侧的颜母庄村向颜家求亲，16岁的颜家三女儿颜徵在欣然同意并嫁给了叔梁纥。叔梁纥与颜徵在盼子心切，两人经常去尼山前祈祷，望山神保佑他们早日得子。颜徵在怀有身孕后也依然前往尼山祈祷并在一次祈祷归家的途中临产，四下寻不到人家，颜徵在便只好进入一处山洞生下了孔子，而那个山洞便是后人所说的“夫子洞”。关于“夫子洞”还有另外一个传说，相传孔子出生后长相奇丑，头顶中间低四周高，面有七露：眼露眸、耳露轮、口露齿、鼻露孔。叔梁纥看到孔子的样貌后，叹息不已，最后竟因嫌弃孔子太过丑陋而将其扔到了野外。难以丢弃亲生骨肉的颜徵在进山寻找，最终在一个山洞中找到了孔子并看到一只母虎正在为孔子哺乳，一只鹰在洞口扑打翅膀为孔子扇风纳凉，这个山洞便是后来的“夫子洞”。

  孩童时期的孔子便对礼仪充满兴趣，七岁时便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几岁时开始学习“周礼”，孜孜以求，后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孔子三十岁时已学有所成，逐渐形成其理想与思想，开始讲学收徒，并广受尊崇，弟子不断增加。孔子直到五十岁时才开始出仕，后升至鲁国大司寇，负责管理司法活动，成了能够参与国政的官员。

  在孔子的辅佐下，鲁国日渐强盛，这使得与其相邻的齐国感到恐慌。齐国于是送美女和马匹给鲁国国君，意图削弱鲁国，鲁国国君也果然中计从此不理朝政，孔子因见形势难以好转加之受到排挤，最后绝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了其“周游列国”的旅程。自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在外周游14年，曾到达卫、陈、郑、蔡、楚等国，返回故土鲁国时已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暮年归鲁后的孔子依然坚持教学并开始着手系统地整理尧舜以来的典籍文献。他研习、编纂、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等著作，并将它们作为教材教授、教育其弟子，一生中“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世家》）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中庸为方法，从西汉至清末的2000余年间，始终在中国处于正统地位，不断引导着一代又一代人建设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从教书育人到治国理政，从反思自身到认知万物，孔子博大深远的思想与智慧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文明的基因里。

  孔子去世后，历朝历代的君王都曾追封过孔子，明清时期，孔子更是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同时，为了怀念孔子，人们还会在孔庙和文庙中举行一项隆重的祭祀典礼——祭孔大典。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在孔子故宅设堂祭祀孔子，这便是祭孔大典的雏形。真正意义上的祭孔大典被认为始于公元前195年的汉高祖刘邦以“太牢”（皇帝祭天大典）之礼祭孔。随着历代帝王对孔子的褒奖加封，祭孔大典也随之被不断完善，日趋恢宏隆重。到了清代，祭孔大典之盛大达到顶峰，仅乾隆皇帝一人就曾先后8次亲临曲阜拜谒孔子。

  2004年，孔庙祭孔大典由民间祭孔活动转变为官方祭孔活动，并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祭孔大典包含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与传统祭祀四个部分，通过乐、歌、舞、礼四种主要的表达形式展现儒家文化中“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等思想精华，祭祀的乐舞大气磅礴，震撼心灵。

  第一次观看祭孔大典时孔凯还在上初中，虽然无法看懂仪式中的每一处细节，但那种直抵内心的震撼唤醒了他作为孔子后人的骄傲感与使命感，他很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大典列队中的一员。大学毕业后，热爱传统文化的孔凯被招入了如今的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后被选入演艺部，从事祭孔大典的相关工作。他最初从“舞生”开始做起，跟着老艺人一步一步地学习“八佾舞”，排练时正好是七月，天气很热，太阳很烈，做几个动作便汗流浃背，但孔凯却甘之如饴，他说跳舞时他的心是虔诚的，他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动作，而是在向夫子表达尊崇之情。2009年9月28日，孔凯站在近200人的队伍里，第一次正式参与祭孔大典的演出，他的愿望实现了。

  之后孔凯还曾担任过祭孔大典中负责引领迎送的“礼生”、负责击鼓的“乐生”，最后在2013年正式成为“赞礼官”，负责主持仪式的全部流程。2020年5月，34岁的孔凯被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祭孔大典代表性传承人。孔子后人再加上传承人身份，孔凯感受到的更多是责任。为了发扬孔子儒家文化，传承孔子的品格，让更多人了解认识传统文化，孔凯经常走进学校和各地国学院讲授非遗和国学课程。同时，在各地文庙普及祭祀的礼仪和规范。孔凯觉得，在当今社会，祭孔大典最直接的作用是对传统礼仪礼节的展现。观看大典的时候，人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古人如何以传统的方式施礼致敬、表达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不仅是对孔子的，也是对古代所有先贤先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我认为在当今文明社会，我们所说的守礼节并不是繁文缛节，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气质和品格的提升。人们都愿意与有礼貌、知礼节、懂尺度的人交往相处，这就是礼节的意义。现在我们虽然不再需要跪拜磕头，但要做合适的事、对人说合适的话，这种传统礼仪中的分寸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学习的是礼仪的内核，是礼仪文化，了解、遵守礼仪就是在传承先人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

  在孔凯的家中挂有孔子的画像，而孔凯也会时常对自己的孩子讲起孔子的故事。他说画中人是他们的先祖，孔氏家族绵延2500余年都有赖于他的品德和思想。他还教导孩子，要懂礼恭谦、仁爱守信、“学而时习之”……就像当年父亲教导他的一样。

 （编辑：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