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村里的妈妈们看来，生育与上班，是尤其水火不容的两桩事情。成为“全职妈妈”，是她们人生中的必经之路。她们要在家中，把这条路一个人走到尽头。

张桂梅的一句“滚出去”，让全职妈妈再次成为被讨论的话题。

全国第一座全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称，一名已毕业的女生曾回到学校希望捐款，但了解到其目前正在做“全职太太”后，张桂梅坚决拒绝了她的请求。

这位当年被张桂梅拒绝的妈妈叫黄付燕。10月28日，她接受上观新闻采访时称，2017年，她怀孕后辞去了工作，2018年，她抱着1岁的孩子，带着2000元钱到华坪女高希望捐款，但被张桂梅婉拒。

在张桂梅看来，黄付燕的选择意味着“被社会淘汰”，浪费了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她的这番话引发了对全职太太的讨论。目前，“张桂梅反对当全职太太”这一话题在新浪微博的讨论量已经达到6.7亿。

但刻板印象中如笼中金丝雀一般的全职太太只是这个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示，在妈妈群体中，全职在家的比例达到58.6%，其中，“暂不打算恢复工作”的妈妈占30.1%。成为全职妈妈，是相当一部分女性面对生育时的选择。对于像黄付燕一样的基层女性来说，全职妈妈就是工作，但又不仅是一份工作那么简单。

被女性占领的白天

孩子与家务，让她们不能迈出东沙半步。

从北京地铁五号线终点站天通苑北出发，经过三十分钟的公交车程，就是曾被称作北京“最后一座城中村”的东沙各庄村。从卫星地图上看，东沙各庄村和王府井步行街几乎处在同一条经线上，只是相隔将近25公里，差不多是三环路走上半圈的距离。村子的住户更习惯把这里称作东沙。

村对面是城市快速路，这里离五环尚远，大货车可以在上面畅行无阻。一条东西向的主路从东沙穿过，两侧分出几条支线，道路尽头拐出两道分岔，引向村子的边缘。如果俯瞰东沙，在一栋栋自建民房间，挤出来的是一个类似「¥」的图案。

东沙是外来者的天下，街上的餐馆的名字，能覆盖大半个中国。总会有拉着行李箱的人走进东沙，再拐到某个小巷，住进“XX公寓”。外卖、销售、餐饮、中介、长途运输是他们从事的主要行业，也有刚来东沙的年轻人，走进劳务公司，首先靠日结维持生计。现在正值双十一前夕，到物流公司搬上12小时的物流包裹，能拿到180块钱。

除了劳动以外，阳光也有它的标价。一位房东称，有阳光的房间，比常年朝阴的屋子，租金上能贵出200元。在东沙，一间房一个月一千上下，200元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东沙各庄的“白领公寓”住在这的人分两种，本地人和外来者。外来者里又分出两类，男人和女人。劳务外包公司的负责人告诉全现在，在物流公司里，男人负责扛包和拆包拆包，干白班；女人负责分拣与核对，干夜班。

在女人里，妈妈又是单独的一类。在工作日的白天，她们会带着儿童，占领东沙的街面。村子里堆着一栋栋握手楼，虽然不高，但也够遮住小路上的阳光。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在阴影里突然小步奔起，待行至阳光下，才缓下步伐。孩子与家务，让她们不能迈出东沙半步。

在东沙街面上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们。对女性来说，“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问题。而在城中村里的妈妈们看来，生育与上班，是尤其水火不容的两桩事情。成为“全职妈妈”，是她们人生中的必经之路。她们要在家中，把这条路一个人走到尽头。

齐丽霞希望全职妈妈们在这条路上能有个伴。她是公益机构“木兰花开”的创办人。“木兰花开”坐落在村子岔路口后身的建筑中，一间图书馆、一间活动室、一间办公室。这里是许多妈妈白天的去处，她们会带着宝宝，钻过窄巷，来到“木兰花开”的活动室。

“全职妈妈”，唯一的选择

“你跟用人单位要98天产假，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打工家庭怎么可能耗得起?”

“绕着花园转呀转，像只小松鼠，一步，两步，三步，四步……”10月28日是亲子课。7个家长，7个孩子，两个老师，在“木兰花开”的活动室里，做着游戏，学习颜色认知、行为规范、听故事等等。

到“木兰花开”来的通常是居住在东沙及周边区域的妈妈们，其中来自外来打工家庭者居多，很少掌握育儿的相关知识。2015年，“木兰花开”开设了亲子课，主要面向孩子年纪为2~3岁的全职妈妈进行服务，一个学期包含32个课时，每周三、周五上午开课。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学习和孩子的交流技巧、表达方式、以及互动游戏的技能。

从2010年建立至今，其创始人齐丽霞和基层女性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交道。10月28日，她告诉全现在，对基层女性来说，在怀孕后离开工作，回到家庭，已经是一件十分“自然”的选择。

停放在村里店面门口的婴儿车在城中村里生活的，大多从事基层服务行业。“木兰花开”接触的打工女性中，大多为销售或服务员。她们中的许多都不会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法的劳动合同，能享受产假等福利的则少之又少。全现在从村里的一处劳务公司了解到，这里招收上百名女性，从事工厂临时工、保洁、育儿、看护、月嫂等工作，公司从不会与她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关系协议。一旦怀孕，辞职几乎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劳动保障的缺失，让这些打工家庭中全职妈妈的职业中断，从怀孕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你肯定没有见过大着肚子的传菜员或者迎宾员，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的站立；另一方面，下层打工者中也有许多是非正式就业，本身就没有五险一金，更别说产假了。而打工的姐妹往往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权利，对于她们来说，怀孕后辞职，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规则’。”

怀孕之后，她们首先想的是如何让孩子顺利生下来，而维权、争取产假之类的，根本不在她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后者在实践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成本。“打个比方，你跟用人单位要98天产假，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打工家庭怎么可能耗得起?”齐丽霞说。

而男性陪产假在实践中几乎无法落实的现状，则进一步将打工女性逼退出劳动力市场。目前，中国男性陪产假各地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目前的制度就难以保证男性充分参与到育儿工作中去。”齐丽霞评价道。

反观国际上，相当数量国家创建了新生儿父亲陪护假和父母育儿假制度，由此推动了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机会平等和无偿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比如，瑞典现行法律规定，不论男职工工龄长短，都享有新生儿父亲陪护假，期限为10天，必须在新生儿出生后60天内使用。

同时，由于照顾孩子的需要，妈妈也必须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对于这些妈妈来说，请驻家育儿嫂来照顾孩子是不现实，也不经济的。“一个打工妈妈可能一个月只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挣4000元左右，但请一个育儿嫂就至少要花5000~7000元一个月。”

难以离开的家庭

“托育服务仿佛变成了一种消费品，而非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从怀孕到孩子上小学，打工女性至少都要经历一个担任全职妈妈的阶段。而对于部分家庭来说，这六七年的经历，有时会成为影响一生的惯性。齐丽霞认识的一位全职妈妈本来希望在孩子上小学后回到工作岗位，却被丈夫严词拒绝——他已经适应了在家中作为被服务的对象。

在成为全职妈妈前，齐红（化名）是一名销售。2012年，因为怀孕，她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家养胎。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两个月大。

大儿子今年刚上小学，每天早上独自坐车到十五公里外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这也是大多数打工子女的去向。其实村口不远处就有一所东沙各庄小学，但这不是大多数人可以选择的学校。进入这所小学的其中一条要求是夫妻双方都在昌平区缴纳社保，仅这一条就将许多孩子挡在了门外。他们大多都不在同一片区工作，有些人的用人单位甚至并不会缴纳社保。齐丽霞告诉全现在，有些家庭为了能让孩子进入这所小学，会选择暂时离婚。

每天早上，齐红会抱上两个月的宝宝出去转一圈；中午准备午饭，再睡个午觉；其他时间，她需要收拾房间、洗衣、做饭，辅导大儿子功课。虽然繁忙，但她还算“享受”目前的状态。

齐红在做饭。受访者供齐丽霞告诉全现在，像齐红这样的全职妈妈，是“木兰花开”所接触到的相当少的一部分。而且，在家中，齐红的丈夫实际上也不会承担太多的家务劳动。如果把夫妻双方的总工作时间算作一百个小时，那丈夫所负担的，超不过其中的20%——但对于生活在这一片区的全职妈妈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比例。

成为全职妈妈，意味着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与经历放在家庭居住的屋子里，更需要与孩子紧紧捆绑在一起，而难以发展属于自己的社交。

“木兰花开“希望能让妈妈们在这里成为姐妹，从一定程度上弥补社交的缺失。但她们的工作并不为全部打工女性理解——甚至有人担心这是一个传销组织，不敢在一开始就接近。“有的姐妹在刚认识我们的时候出于对安全的顾虑，不太敢来参加活动，我都很理解，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也经历过这样的顾虑。不过，后来通过一次次沟通积累起来的信任，通过口口相传，才逐渐形成了社群中的信任。”齐丽霞表示，社会的公共空间给女性提供的安全感，确实比给男性提供的要低许多，但这并不是让女性远离公共空间的理由。“由此也可以看出，以往打工女性能够获得的社群支持是多么薄弱。”

能让母亲从家务和育儿中解脱的，是普惠性托幼机构。但在东沙村一带，并无一处这样的场所。据统计，目前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中国城市 3 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不到 10%，而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在25%-55%之间。

曾经，托儿所对于工人而言主要是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主要由各厂矿企业中的工会组织主办。但在1993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企事业单位剥离社会职能及集体经济的萎缩，企事业单位主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开始大幅度减少。

“如今，托育服务仿佛变成了一种消费品，而非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对于中下层打工家庭来说，这是无力负担的成本。”齐丽霞称，以北京为例，目前市场上针对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机构收费从7000~8000元/月起步，年纪越小收费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妈妈和家里的老人，比从前承担了更多的抚育工作。”

劳动在“后台”

“家里的事都很简单，怎么你都做不好？”

但在赞美之外，齐红也体会过所有全职妈妈的心境，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孤独与不理解。

虽然全职妈妈从来没有被承认为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旁人，包括母亲自己，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全职妈妈又称得上是一份工作——当你所负责的“项目”出现问题时，妈妈是第一个被责备的对象。“天天在家干啥呢”，这是全职妈妈们最经常听到的质疑。

齐红一边照料孩子一边读书。受访者供孩子的教育是母亲的重要任务。对打工家庭来说，孩子常常被寄托了改变命运的期待。也正因如此，孩子身上，也承担了一位母亲最深的焦虑。齐丽霞曾经接触过一位全职妈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在最焦虑的时候，她想到过自杀。

齐红的第一个孩子直到三岁才学会说话，那段时间，是她最焦虑的时候。齐红离职之前有一位比较相熟的同事，她时常会在朋友圈刷到她的近况。这些年里，那名姐妹从一名普通的销售一步步成为了大区经理。困于家务的时候，她总会羡慕对方的生活。

“生活是很琐碎的“，齐丽霞说。事实上，在与全职妈妈们的接触中，她了解到，当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丈夫拒绝为家务提供帮助等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故“，就会引发一次情绪的崩溃。但走出家门，全职妈妈们又总是希望能展示出自己较为光鲜的一面，也正因如此，很难统计出有多少全职妈妈经历过生活中的“至暗时刻”。

章娜（化名）也自称为“过得比较好”的那一类全职妈妈：孩子有老人帮忙一起带，一家人经济上也过得去。但因为不被理解而引发的争执，依然是她生活中绕不过去的坎。

怀孕时章娜妊娠反应严重，辞去了原来的电话客服工作。从客服到全职妈妈，她从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更加轻松：工作的时候到点就能下班，但生了孩子之后就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章娜的丈夫开了一家养车行，平日工作繁忙，负担一家三口的全部生活开支。“他会尽量抽空陪陪孩子。”章娜说，但她也经历过不被理解的时刻——除了带孩子，她也要负责家里的几乎全部家务；有时候太累了，家务没打理好，会引来埋怨。“他会觉得家里的事都很简单，怎么你都做不好？”

“讨薪”的母亲

“为什么我在家里带孩子连5000元都挣不了？”

对朱丽（化名）来说，那种不理解从怀孕时便已经开始。一直到怀孕九个月，她都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坐上高峰期人满为患的十号线。丈夫眼见着她腹部的逐渐隆起，但他似乎完全无法理解这名新生儿对一名女性全方位的改变。

在生育之前，朱丽是一名职场女性，从事了几年室内设计，但事业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我本来也不是一个事业心特别重的人。那时候在我心里，最重要的就是经营好一个家庭。”抱着这样的想法，在怀孕3~5个月期间，她和丈夫商量好了一件事：把孩子生下来后就辞职，全心投入到养育孩子中去。

日后家庭矛盾的苗头，第一次在这时闪现。要做全职妈妈，首先要考虑经济的问题。她向丈夫提出，希望后者能在她辞职后每月供给5000元生活费，其中2000元作为家里的日常开销，另外3000元她用来还自己一处房产的房贷。

但这个方案被拒绝了。“他只愿意给我2000元，另外的3000元，他觉得那是我的房贷，就应该我自己还。他完全没有想通，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放弃了职业收入。”朱丽对丈夫的反应非常失望，也感到愤慨，“为什么我在家里带孩子连5000元都挣不了？在市场上请一个阿姨来带孩子、做家务，也不止这个价吧。”

朱丽觉得不公平，为此和丈夫大吵一架。几次沟通过后，丈夫终于同意了她提出的方案——作为平息夫妻矛盾的一种手段。

在她生下孩子后，这个方案执行了几个月就停止了。“我后来就一直用自己的积蓄还贷款，还能撑个几年。”她略带无奈地称。

成为全职妈妈的头5个月里，朱丽感到自己对家庭生活的美好想象全被颠覆。“在生孩子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经历那么多无助的时刻，也没想到会生出那么多的家庭矛盾。”

她和孩子待在老家河北邢台，养育的责任落到她一人头上。丈夫在北京一家IT公司上班，工作在这之后变得比从前更加忙碌。他答应朱丽，一月回一次邢台看孩子。但平日里，喂奶、换尿不湿、哄睡、陪玩、带孩子看病等等琐碎事务，都是由她这个新手妈妈从零开始学习面对——这个新生的小生命，由她全权负责。她不敢出错。

朱丽对”陪伴孩子”这件事非常执着。在童年时期，朱丽的妈妈因为需要忙于工作，常常无法回应她童年时的精神需求，这段遗憾令她格外珍惜陪伴自己孩子的机会，同时她相信，孩子的成长也需要父亲的陪伴。

停放在墙边的婴儿车邢台到北京，大约两个小时的高铁车程。朱丽希望丈夫能多花时间陪伴孩子，把回家的频次提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觉得“没必要”。这成为日后夫妻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焦点。

“在他身处的那个职场氛围里，似乎也没有人会觉得多陪孩子是应该的。他跟我说，很多同事还一年才回一次家，他一月回一次已经够可以了。”

也是在夫妻长期异地的情形下，朱丽开始觉得，自己在家庭内的劳动价值，几近透明，不被看到。丈夫和家里人并没有因为她全职带孩子而对她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尊重。“似乎谁都可以评价和苛责你。他们希望你做到‘完美’，但任何时候妈妈都不可能‘完美’。”

朱丽很想当一个好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首要的价值感来源就是“做好妈妈”这件事。

经由母职带来的自我价值感确认，常常令她处于高压的状态。孩子生病的时候，她最崩溃。18年年底的那几天，孩子连着几天腹泻。“刚换上纸尿裤就又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恐惧交叉感染，也不敢贸然把孩子带去医院，一下子没了主意。压力之下，她提出让丈夫回邢台看看孩子，也给她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但他拒绝了，我们又大吵一架。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妈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陪。”

朱丽觉得，正是因为丈夫对家庭事务参与得少，所以很难站在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今年三月，她决定给自己放一个短假。“我就让家里人去找育儿嫂，先不插手这事，结果孩子奶奶和爸爸找了两天都没找到合适的，最后孩子爸打电话给我，让我解决了。这类琐事逐渐让他明白，妈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半年前，朱丽把孩子带到了北京，住在东沙各庄村旁边的一座小区。自此，一家三口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也给夫妻二人制造了更多交流机会。孩子爸爸每个工作日晚上九点多到家，开始主动承担陪伴孩子的任务，也逐渐对妈妈不那么“挑刺”。朱丽觉得这是她一步步积极争取的结果。“我很理解他工作压力大，但我也坚持认为，爸爸在孩子的成长中，是不能缺席的。”

这份工作曾经吞噬过她的自我，让她一度难以承认和肯定自己的价值。“因为对‘妈妈’这个工作的评价主要来自其他人。当你得不到其他人好评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备受打击。”

齐红觉得，环境既此，她能做到的，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这是她能为全职妈妈们提供的唯一的秘方。因为，她们只有自己可以依靠。

（编辑：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