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怎样过春节？ ——安徽金寨革命史选读

我们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筞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每当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时，我们都应该翻翻历史、回顾过去，看看我们的革命前辈们是怎样过春节、干事业的?我相信：只要大家认真去看、用心去想、仔细去悟，一点会受益匪浅、收益良多。

周恩来听取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汇报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到1930年初，大别山区的鄂豫皖边区先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3支红军队伍，分别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3块革命根据地。此时，豫东南和皖西两块苏区已紧密相连。革命的烈火正在大别山区熊熊燃烧，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已经初具规模。这个时候，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正在酝酿着大规模的战争，放松了对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实现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是人心所向，也革命发展的必然。

在鄂豫皖边区建立统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鄂豫皖三省党组织的共同心愿和强烈要求。在鄂豫皖边区开展巡视的中共中央巡视员根据当地的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和当地党组织的要求，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1930年1月30日是农历春节。就在这个人们纷纷回家与亲人欢聚的时候，中共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却离开家乡，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

2月的一天，在霞飞路一幢二层小楼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召集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员郭述申等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这一重要战略区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周恩来时年27岁，他认真地听取了郭述申的介绍。当他得知大别山区有三支红军队伍、开创了三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后，非常高兴、非常振奋。

大别山座落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地区，西接桐柏山区，东延霍山(也称皖山)和张八岭，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可东震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北控中原，自古就有“得大别山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因此，大别山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这里的三支红军队伍分别开创了三块革命根据地，有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但这三支红军队伍虽然都是按照红十一军的番号命名的，没有军部，并分属三省党组织领导，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不利于红军主力集中作战和协同作战。如果将这三块革命根据地统一起来、将这三支红军队伍合为一体，统一党的领导、统一组织指挥，形成统一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仅对鄂豫皖三省、而且对全国，不仅对当前、而且对未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此时，恰逢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无暇顾及进攻大别山的红军，这为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红军队伍的统一整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同志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根据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

1930年3月20日，先期到达湖北黄安县的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在箭厂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至此，实现了党对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

4月10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书记郭述申离开信阳到达黄安县境，当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组建红一军及其军事工作的指示，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曹大骏任书记，并讨论通过了红军改编的决议。

会后，按照中央的指示，随即组成了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在箭厂河的红三十一师首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徐向前兼任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后由李荣桂继任)。

5月中旬，曹大骏、许继慎率红一军军部到达商南南溪，与从皖西返回的红三十二师会合，曹大骏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将红三十二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二师，师长漆德玮，政治委员王培吾。

另以红三十二师一部和当地游击队组成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麒。

5月23日，红一军前委在流波䃥召开六安中心县委和红二师、红三十三师师委联席会议，决定以第二师一部与红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第三师，周维炯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委员，肖方任副师长。

至此，大别山区的三支红军队伍统一改编为红一军，实现了鄂豫皖边区红军队伍的统一指挥。

6月20日，河南省光山县王家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红一军和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相继建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自此，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十八军便衣队---七张薄饼过大年

1936年，红二十八军便衣队奉命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保护无法撤离的“挂彩”伤员。大部队撤离后，敌人摸不清便衣队的实力，就同民团一起在大路小道旁的主要村镇上遍设碉堡，堡与堡之间又用木桩修起鹿砦，形成一条封锁线。他们还残酷地烧掉大部分靠山的村落，企图将便衣队困死在大别山上。敌人经常“大剿小剿”、搜山伐林。

面对严峻形势，便衣队们白天经常布些迷魂阵，牵着敌人的鼻子“溜驴”。晚上驮着伤员转移。因为经常要转移，所以连一个草棚也没有，住的是冷冰冰的石洞，盖的是泥土气的干草，吃的红薯根、松果、野菜、树叶。食盐根本吃不上嘴。那时，药物很少，盐水成了治疗伤口的良药。虽然生活十分困苦，斗争环境十分恶劣，但是，大家却没有一个人说半个苦字。

就在这年年三十前夜，便衣队为了防止敌人在节日突然搜剿，就化整为零地分头转移。一位指导员和副队长薜海山带着两名队员、保护三名受伤最重的“彩号”和两名轻伤员，转移到30多里以外的西山石洞里。

那天傍晚，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接连下了一夜，遍山雪白，满树银枝，洞外积雪达到膝盖，野菜、树叶根本找不到了。

这位指导员在想：怎么办?明天是春节，能让伤员和同志们饿着肚子吗?

年纪最小的便衣队员----小猴子，还满有兴致地坐在洞门口唱着歌呢：深山密林是我们的家，野菜树叶是我们的粮。青石板当床，石洞当住房。不怕千道艰难万道苦，坚决革命不投降......

这个被称为小猴子的队员，平时就是爱说爱唱的。饥饿、疲劳也封不住他那张嘴，有时饿极了、困极了，他还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呢。

笑声停歇后，指导员说：说正经的，粮仓给老天封了，下一步怎么办?

经过反复商量，大家决定留着小猴子照顾伤员,指导员和老薜带着一个队员，冒险到二十里外的张家沟去找联络员张大爷。

于是，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总算从张大爷他们那里弄来了几根苞米棒子和一点荞麦粉。

荞麦粉糊饼，红薯根烤烤，嗨!过年啦!小猴子一见这些粮食高兴得直嚷。

小猴子，洞外的雪这样厚，要是再落上三、两天，大雪封山怎么办?这点粮食要细水长流啊!腿上被子弹打穿、伤口溃烂的重伤员、共产党老蔡躺在草堆里说。

老蔡说得对!为了坚持斗争，我们要细水长流!我同意老蔡的意见。

直到天黑，指导员和老薜合计了一下，决定用一点荞麦粉糊七张饼，五个伤员每人和两个队员各吃一张。等他们吃完以后，指导员和老薜再剥落苞米粒，吃两根苞米梗充饥。合计停当，他们就带着大家七手八脚地忙开了。

不多久，七张荞麦饼就在熊熊的火光中烤熟了。他们送给五个伤员吃。伤员们却把荞麦饼推向他们：你们下山辛苦了，该你们先吃!

老薜递了一张饼给小猴子。小猴子象火燎着似地急得直避让，一边让一边说：刚才我是说着玩的呀!我又不是真想吃荞麦饼，你们吃吧!

已经很久没有见荞麦饼了，可是大家还是一个劲地推让着。老薜骗小猴子说：你先吃。我和指导员还会再做两张。

老薜这么一讲，七个人仿佛更看穿了我们的秘密，没有一个人肯接饼。

眼看荞麦饼要凉了，伤员老蔡开了腔：指导员、副队长，你们甭再哄人啦。过年嘛!大家有份。我看还是九个人分吃七张饼吧!说着，就带头撕了一片饼，挣扎着上身，要起来送给指导员。这种同志的爱、阶级的爱，怎能不使人激动?指导员赶忙抢过去扶住他躺下。

指导员，你吃吧!老蔡将半片饼塞进他的嘴里......

九个人分匀了七张饼,大家都慢慢地品味细嚼。老薜风趣地说：可惜少点酒，要能干一杯多好!

那就以饼代酒干杯吧!老蔡马上应上来。

好，为革命一定胜利，干杯!老薜举起半片饼喊着。大家也举起小小的半片饼，然后各人小咬一口，又细嚼起来。

为我们的党万岁，干杯!指导员提议。大家的手又高高地举了起来......

吃完饼，篝火的红光照红了每个人的脸庞，洞里的空气也热呼多了。小猴子又轻轻唱起了歌，同志们也相互地交谈着：革命胜利后，后代会记得咱们这辈人在山洞里吃野菜、树叶，闹革命吗?一个伤员说。

怎么会不记得?到那时候，说不定还要拍张山洞的相片，登到报纸上去哩!老蔡笑着说。

咳!要是现在能拍张照片多好，给后代留个纪念。

没有相片也不要紧呀，只要能把我们住山洞、吃野菜也要坚持革命的骨气，传给下一代就行了!

老薜那宏亮的声音在石洞里回响着......

邓小平提出：要实事求是搞“土改”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先后两次来到金寨。第一次与刘伯承一起，从1947年9月14日至22日，历时9天;第二次与李先念、李达一起，从1947年12月29日至1948年2月13日，历时47天，在这里度过了这年的元旦和春节。

12月30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首长率领前方指挥所翻过西峰尖(海拔957米)、龙王尖(海拔850米)，一路爬山涉水来到金寨沙河下楼房，将前方指挥所设在下楼房的周宅。

12月31日晚，鄂豫皖区党委会议在周宅召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首长，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副书记张建三、县长王相卿、漆店区委书记江川，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段君毅、五旅教导队政委高治国和军械处处长杜炳如等出席会议。

当时的会议室很简陋，大家都围着一堆冒烟的木柴烤火，邓小平见大家进来，很客气地站起来让坐。江川把到会的同志一一作了介绍。这时，警卫员点燃了两支油松柴，亮光照明了大半边屋子。亮光下，人们发现：邓小平明显地消瘦多了，胡子也很久没有刮了，但两眼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给人一种无限坚毅和充满信心的感觉。

柴火似乎很湿，冒起的浓烟十分呛人。火旺不起来，屋子里很冷。李先念低下头去，对着引火木柴使劲地吹，邓小平也拿着一本书在那煽火。江川悄悄地告诉大家：“这些柴禾全是首长们来到下楼房后，亲自上山打来的!”大家将目光转向首长，原来，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首长们都只穿着一身薄薄的粗布棉衣。相比之下，大家倒比首长们穿得厚实多了，大家觉得有些愧疚......

火，总算燃烧起来，室内暖和了一些。邓小平亲切地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来谈谈，你们先讲讲，到大别山后给群众做了哪些好事?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怎样?”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了金寨县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这中间，邓小平再三提醒大家把情况说仔细点，其他几位首长也不时地插话提些问题。大家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越说越热火，把几个月来的经历，差不多说了个遍。

夜已经很深了，邓小平却毫不疲倦地给大家作指示，还给大家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的精神，分析了整个战局，最后还讲了大别山新区工作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听了邓小平充满激情的分析禾讲话，大家对今后的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午夜时分，大家告别首长。抬头望去，只见万里无云，星斗满天。天空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辽阔、深邃。后半夜的风虽然特别寒冷，但是大家内心里却感到火热火热的。大家边走边说：“这个除夕过得很有意义，这一课上得真解渴。有的还反复背诵着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报告中使人难忘的警句：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走着走着，东方出现了曙光，大家欢欣地迎来了1948年的第一个黎明——元旦。

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长长的冰柱就象水晶似的短剑挂在檐前，周宅显得格外妖娆。周宅里住着一位私塾老先生叫周维坤，他正在挥毫书写对联，上联：“营长升连长升连升几级”，下联：“指导员教导员教导前途”，门楣：“立功授奖”。

对联贴在门上，邓小平走过来、看到对联，乐呵呵地向周维坤说：“写得好啊!老先生还有一手好字呵!”周维坤连忙回答：“首长言过了，鄙人只是随意而已”。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老先生，用你的如椽之笔，为我们写幅标语怎么样!”周维坤谦逊地说：“怕我写不好呀!”“没关系，多写几遍吗!”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这幅标语，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于是，周维坤就按照邓小平的吩咐，用白石灰水在周宅的围墙上写下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0个大字，每个字大约在50×60厘米。

周宅住了近一个团的兵力。那时，村里只有一口水井，突然增加了这么多人，水井里的水就不够用了。有一天早晨，邓小平出来散步时碰到了一个村民，便问他为什么不去打水，因为村民早晨起来一般第一件事就是到水井打水。这位村民回答说，井水都让部队的人打完了，村民打不到水了。邓小平听后，立即召集部队官兵重新去挖掘水井，要求部队不用村民的水井。这口水井就在周宅屋后50米处夏家冲田拐边，直到现在还剩下一个水坑，口宽1.5米、水深1米，坑边砌有石块，水平如镜。

在此期间，邓小平了解到土改方面的一些情况：有的农民把分给自己的田地上插的牌子偷偷地拔掉，不敢接收分给他家的土地。这是怎么一回事?经过调查了解和认真分析，邓小平认为：这各地方敌情严重，群众有顾虑，如果强行土改，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还要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掌握更多实情，邓小平决定，再到周边县域了解一下。

1月16日至23日，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来到金(寨)、商(城)、麻(城)边区进行调查，陆续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现象。

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1948年年1月24日，邓小平一行回到了下楼房周宅。在周宅，邓小平对调查的资料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构思和酝酿，及时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研究纠正方案和具体办法。

1月30日，邓小平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的综合报告，分析了大别山区的特点和阶级状况，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划分两种区域(巩固区和游击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

《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是大别山区的特点;二是大别山区1200万人口，我们要力争600万人巩固区(经过严重的斗争)，另有一半人口的地区则将是较长时期的游击区;三是在游击区域一时期还说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及我军在游击战斗中坚决执行的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秘密贫农团，积极发动群众的政策;四是国民党在统治区普遍实行管教养纪四位一体的保甲统治;五是现尚未发现开明士绅出面与我合作;六是商人对我的态度一般尚好，因我负担很轻或尚未负担，买卖公平。

《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了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状况、阶级状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报告》象一剂清凉剂，使“左”的急性土改的温度迅速降了下来。正是在这一报告的思想指导下，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随后(2月8日)邓小平在《覆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大别山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所犯之急性病错误的教训，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1、根据地之建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2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级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针对大别山区前期斗争情况，邓小平写道：“我们南进后，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对困难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定根据地，故五个月的成绩尚微，确有急性的毛病。”

毛泽东主席十分赞同这些意见，并向全党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邓小平的报告中提出的新区土改政策，被中央所肯定，成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依据。从此，大别山区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春耕生产大有起色。群众说：“早这样办就好了!”

洪学智说：党最好!人民最好!老百姓最好!

1971年春节，洪学智的三女儿洪炜终于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于是，就带着弟弟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登上了去金宝屯的火车。他们下了火车，又搭上农场拉煤的牛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吱吱呀呀走了半天，才走到农场，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

在父亲的小屋里，洪炜看到一群知青围坐在父亲身旁，听他讲人世的奇闻百态，体会他丰富的阅历;在他的炕头上，总围拢着一伙人，和他下棋，为输赢争得不亦乐乎。看到这些，她放心了，但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萦绕在脑海里：父亲是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的，农场军管会曾三令五申要干部职工跟他划清界限，但为什么农场的职工从老人到小孩都与他相处得这么融洽?农场派浙江知青孙炎锋与父亲同住一屋，本是来监视他的，为什么他俩后来成了忘年交?为什么许多知青离开农场后，还经常给父亲写信，与他一直保持联系?后来，洪炜终于找到了答案：父亲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来自草根阶层，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几十年的革命磨炼，几起几落的坎坷经历，使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他以人民的解放为己任，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洪学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国家谁最好?党最好!人民最好!老百姓最好!当年要不是老百姓推着小车支援前线，我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不要忘记群众。”

洪学智也常常告诉身边的战士，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老百姓。在洪学智的心中，人民最好，老百姓最亲。

时过几十年后，当洪学智得知包括他的家乡---安徽金寨在内的一些革命老区还很贫困、一些老人孩子都无衣可穿时，他立即向上级请示，将解放军穿旧的棉大衣发往这些贫困地区。

“他不怕别人说什么，他说我要替那些牺牲的战士照顾好他们的家人。”洪学智不仅关心老区的老百姓，更关心老区的教育和孩子。1994年，洪学智家人向北京大学党委领导提出希望赞助北大学生。每月给资助的学生100元，一年1200元，一直赞助到他们大学毕业。

1996年春节，洪学智把他们家庭资助的8个学生接到家里，亲自给他们讲话、鼓励他们要好学上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讲完之后，还留他们在家吃饭，不断给他们夹菜，让他们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

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胡遵远

     胡遵远同志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金寨县档案馆馆长，金寨县红军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金寨县政协委员、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六安市政协委员、六安市作协会员、六安市党史教育宣讲团成员；安徽省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课“巡讲团”成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先后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档案局等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个人”“全省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市服务工业发展先进个人”“六安市优秀政协委员”“六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称号。

责任编辑：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