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与创造历史哪个更有趣？蒋廷黻一句话妙答

蒋廷黻(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

蒋廷黻先生是近代学者，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东人。

退休后他口述了一个回忆录，先是在台湾出版，后来岳麓书社也版了。

十年前我在青山书店买了这本书，却在这两天才读完。里面有一些印象深的地方，我先记下来。

《蒋廷黻回忆录》

1

蒋先生的家世并不很好，只是邵东一个普通人家。祖辈也没有出过读书人，更没有出过达官显贵。不过，和一般农家不同的是，到他祖父辈这一代，开始经商，做铁器生意。之后，他的父辈将生意越做越大，商铺甚至开到了长沙靖港，并有了一个家族铁厂。

传统中国，尤其是近代湖南，一个家族有了钱，首要的事情是买田置地建房，然后是投资子弟的教育。蒋先生的二伯父，也是如此。当蒋先生五六岁时，他的二伯父便郑重开办了一个家族私塾，并延揽名师。在随后几年，伯父根据形势的变幻，不断给子侄们调整私塾，并更换老师。在此期间，他发现侄儿蒋廷黻是块读书的料，于是更坚定了念头：他要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培养侄子读书进学。

2

1905年，值得注意。

这一年清廷迫于时势，废除科举。这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讲，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到底还要不要读书？蒋廷黻的二伯父在长沙城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深陷到烦恼之中。但是，他坚定的认为：不管中国怎么变，他的侄子辈欲求发展，只有读书一途。

他决心采取步骤来应付这种突发的状况。第一步就是：尽快把侄子们送到长沙城里的新学堂。于是，在1906年的冬春之际，10岁的蒋廷黻第一次离开故乡邵东，徒步赶赴省城长沙。

青年时期的蒋廷黻。

3

这是一次“开眼”的旅行。

由于全程徒步，蒋廷黻看到了一百年前，湖南土地上的很多细节。

比如，他看到一片广阔稻田里，有一丛树，野鸟在里面飞进飞出。和他一起走的大人说，那丛树林里有神，如果有人去伤害林中的鸟，就会触怒神。

到了湘乡地界后，他感觉像是到了外国，因为那里的人说话他完全听不懂。此外，他还看到了乡贤曾国藩的故居富厚堂，那个房子很大，但并不是一路上最大的。随后，他们到了湘潭，拜访了一家邵阳人开的铁器店，店主给他们泡茶，并且每人还给了一包槟榔。槟榔是用红纸包的，蒋廷黻感到很新鲜，于是打开来吃，谁知又辣又热，把嘴巴弄得非常难过。

走了好几天后，他们才到长沙。

对蒋廷黻而言，这一段路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此后他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都源于这一段从邵阳走向长沙的乡村公路。

4

到了长沙后，二伯父将他安排进了明德小学。

明德小学是新学堂，但他的特点不在于教新知，而在于他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构，充满革命气息。爱国，牺牲这样的字眼，经常出现在课内课外。其实，到底什么才是革命？什么又是爱国？蒋廷黻当时并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件事他是肯定的：那就是所有的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

但是，半年后，二伯父又把他们转到了湘潭去读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办学的是两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夫妇，名叫林格尔。为什么要转学？二伯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侄儿们充分学习英语，数学和其他一些西方课程，他认为：这些课程可以在未来的新中国谋生。

不得不说，二伯父的见解在当时是特别的——这一转学，对蒋廷黻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5

在教会学校，蒋廷黻学英文，数学，一点点吸收西方的学问，这都在意料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很快，起义风潮波及长沙，城内发生骚动，接着，又有谣传，革命将进一步波及湘潭。为了保证安全，林格尔夫人决定关闭学校，并返回美国。十六岁的蒋廷黻在纠结了几天后，自己下了一个决心：他要和林格尔夫人一起去美国。

去美国需要钱，他从湘潭赶到靖港的店里，碰巧伯父和父亲都不在，只有二堂兄在。二堂兄二话不说，给他筹了190元。拿着这190元，蒋廷黻回到湘潭，几天后，他随林格尔夫人一起，坐船顺流而下，到了上海。

如果，我想——他的父亲或伯父，那天在靖港的店里，或许蒋廷黻就去不成美国了。

到了上海后，又出现了一个变数：林格尔夫人突然宣布改变计划，中止返美，回湘潭继续办学。并且，她要求蒋廷黻：和她一起回湘潭。

对于林格尔夫人的要求，蒋廷黻居然拒绝了——确实，有些人的想法，注定就不同于常人，所以其人生也就注定不平凡。他当时的想法是：就赴美留学的路程说，走到上海已经是一大半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回去，无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他都要去美国。

就这样，1912年的元月中旬，蒋廷黻买了一张三等船票，搭乘“波斯号”跨洋轮船，独自前往美国旧金山。

从此，在四万万的国人群里，16岁的蒋廷黻，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6

在美国，他想办法进学校，想办法谋生，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来讲，只要不想家，这些都好办。他先进派克学堂，再进欧柏林学院，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拿助学金，美国的教育不会让他失望。1918年他从欧柏林学院毕业后，时值欧战，于是报名参加志愿者组织“哥伦比亚骑士队”，选择赴法国前线，鼓舞士气。

在法国，他见识到了许多异国情调，这都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1919年1月，他居然参与到了一件历史大事，巴黎和会。这是一战后列强的分赃大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有代表团参加。在此其间，蒋廷黻数度前往巴黎，通过朋友，每天与中国代表团的人聊，聊立场，聊方法，聊手段，聊目的。他亲眼目睹中国所有权益，都被列强剥夺。他和代表团成员一样，也愤慨，也失望，也忧虑，也无奈。

欧战结束后，蒋廷黻又回到美国，并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他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对于当时的某些热词，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他认为这些主义本身无所谓好坏，不过是一国力量向外的辐射，如果中国愿意，奋起直追，也可以向外辐射。由此，他进一步认为，那些每天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不过是自戕，是怯懦。

在哥大，他遇到了很多名师，也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这些同学在未来将和他产生进一步的关联，比如罗家伦。

就这样到了1921年底，又因为一个机缘，他直面了华盛顿会议——这是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事关中国的外交会议。他几乎参与了会议的全程，并再一次见到列强对中国权益的干涉，也见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所有这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以及种种感概。

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20多岁的蒋廷黻，莫名其妙地卷入近代中国两次重大的外交事件，并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才是“外交”的实质。这种难得的体验，似乎在冥冥之中，给他未来的外交人生，埋下了重重伏笔。

7

1923年春，蒋廷黻学成回国，受聘于南开大学。

他已经离开了中国有十二年，在教学之余，他迫不及待地周游各省，想看看中国的模样。在这期间，他遇到了几件趣事。

比如，在北平，有一次朋友请吃饭，席间来了一位客人，蓬头垢面，其貌不扬。但是，几道菜之后，蒋廷黻发现这个“其貌不扬”的客人，正在谈论古罗马的纪念门，接着，这个人又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又谈到音乐，客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最后，客人又告诉蒋廷黻他们，孔庙的乐器应当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事后，蒋廷黻问饭局的组织者：这个人是谁啊？组织者说：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还有一件事。

陕西省长邀请一群学者去西北大学演讲，其中有蒋廷黻，还有鲁迅。

他似乎并不太看得起鲁迅。他说演讲人中有个人是鲁迅，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他说鲁迅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和大家相处时不仅很客气，甚至有点胆怯。他料不到鲁迅这样一个人，居然会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1929年，蒋廷黻又面对一个契机，他的好友，曾经在哥大的同学罗家伦，邀请他到清华任教。

清华大学校评议会成员合影（1932年），前排左起：王文显、叶企孙、蒋廷黻、冯友兰、梅贻琦、张子高、陈达，后排左起：浦薛凤、陈岱孙、杨公兆、吴有训、杨武之、萧蘧。

8

在清华，蒋廷黻任历史系主任。我以为，有两件事值得注意，这两件事，直接影响了他此后人生的两大成就。

第一件事是，他依托清华的经费之便，以及北平的地利之便，成批地收购从故宫流出的清宫秘档，并且搜罗北平市面上出现的诸多清末名人日记，书信，札记，年谱等资料。凭借这些资料，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

第二件事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同仁，感于时事，创办《独立评论》杂志。通过这份杂志，他们以中国一流学者的身份，对当时纷扰的国事，进行了独立，理性且有建设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很快被蒋介石所注意。

1933年的夏天，蒋介石安排属下，约蒋廷黻到庐山牯岭晤面。

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很客气地对邵东人蒋廷黻说：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蒋廷黻也客气的回应：虽然湖南过去出了一些伟人，但是现在的中国伟人却多出自浙江。

此后几天，蒋介石向他请教了对国事的看法，蒋廷黻也坦然相告。对于蒋廷黻的看法，蒋介石全神贯注的倾听，一直没有打断他的话头，也没有用微笑或皱眉来表示好恶，更未作评判。

两年之后，即1935年11月，蒋廷黻在北平接到蒋介石下属翁文灏的电话，翁文灏说委员长要立刻见他。蒋廷黻马上赶到南京，得知：委员长决定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从此，蒋廷黻由学者身份，一变而成为中枢达官，直到1965年5月，他在台湾“驻美大使“任上退休。

退休后，蒋廷黻原计划重回学术生涯，利用多年积累的大批史料，撰写一部重量级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退休仅仅5个月后，他就因癌症不治，于1965年10月病逝于美国纽约。

《蒋廷黻回忆录》插图。

9

蒋廷黻在晚年，曾和老友李济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李济问：“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了一句：“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显然，在“写历史”与“创造历史”这两者之间，蒋廷黻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

值得玩味的是，不止是蒋廷黻，近代湖南的那些“大人物”们，在“写历史”与“创造历史”之间，似乎都选择了“创造历史”。他的前辈曾国藩是这样，同辈毛泽东，也是这样。

然而，晚年的曾国藩，满以为退休之后，可以远离官场，回湘著述，却因为处理天津教案，而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最终客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

而晚年的毛泽东，因思念儿子毛岸英，曾不止一次地给儿媳刘思齐写下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编辑：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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